如此，规范行政权的就不仅仅是通常被称为行政法的规范，还包括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

因此，如何构建符合GPA要求的政府采购救济制度，也是行政法学界面临的课题之一。[48]此外，第L551-22条规定，法官对采购人施以的金钱惩罚应该以威慑劝诫（dissuasif）为目的，在金额上不能超过合同金额的20%。

[20]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2[21]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2[22] Directive 11 décembre 2007（2007/66/CE），Journal officiel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20/12/2007) N?L335,32[23] 此处的处理决定，各国既可以规定是有权机关采取了临时措施，也可以规定是有权机关做出了实体性的处理决定。对于合同紧急诉讼，最高行政法院以第L551-14条第2款为基础，强化了该诉讼的补充性地位，基层法官也以第L551-18条的规定为基础，缩限原告所能提起的事由，将之限制在非常严重的三种情形。此时，最高行政法院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虽然其作出了限制起诉事由的SMIRGEOMES判决，但该判决就其本身而言也并未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已经受到了实际的伤害才能提起诉讼，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le conseiller détat）Alan Ménéménis的观点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SMIRGEOMES判决，最高行政法院试图纠正那些由完全客观化的先合同紧急诉讼所导致的过分之处。[42]对比二者的案情，可见若原告供应商由于自己的过失没有获得先合同紧急诉讼的救济机会，合同紧急诉讼不会再给他第二次的救济机会。（一）1989年指令该指令指出：在欧洲领域进行政府采购的竞争必须要从根本上提高对透明度和非歧视的保障力度，且为了竞争有效的进行，在发生违反欧盟关于政府采购的规范或国家吸收后的规则时，必须存在有效且快速的救济制度。

最初的客观化是间接地通过撤销之诉（le recours pour excès de pouvoir）实现的，鉴于撤销之诉仅适用于单方面的行政法律行为（Lacte administratif unilatéral），所以合同关系的第三人只能对与合同关系可分离的行为（les actes détachables préalables au contrat）通过该途径实施救济，而该限制直接导致了此种救济途径的低效性，因为即便第三人通过该诉讼撤销了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比如地方行政区委员会授权签订合同的行为，该行为效力的消失并不会必然导致合同关系的消失，法官还要根据被诉行为与合同关系的密切程度权衡前者对后者的影响[55]，不仅如此，撤销之诉耗时坡长，等判决作出，合同或许都已经履行完毕，此时再要消灭合同关系已经变得不可能。那么依据前述的条文，该供应商应该无权启动合同紧急诉讼，但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本案中由于采购人的过错（没有通知充分的信息），导致原告供应商实质上没能获得先合同紧急诉讼的救济机会，因此他仍然有权通过合同紧急诉讼获得救济。该规范排除多党竞争执政地位的之立法的可能性，是中国的政党法。

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不论证自己的知识论前提，直接将良性违宪论和改革宪法论作为中国非常政治论的釜底之薪。上述三个事件能证立良性违宪吗？第（1）个事件仅仅是个宪法解释问题，第（2）个事件不违宪，第（3）个事件根本就不能做合宪性判断。即便我们不追问几大根本法的排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规范主义的适用空间吗？根据规范能否判断上述根本法得到实施？违宪审查的重地历来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冲突，这能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几大根本法兼容？（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为。这不就是法律宪政主义正在鼓与呼的制度装置吗？其实，良性违宪本身就包含着某种规范判断，只是对良性违宪的责任追究机制可以不同于恶性违宪，甚至不追究责任。

也就是说，宪法学学本应诞生在宪法学之后。[7] 【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代表德国官方意见的修宪委员会在1983年提出的报告中认为，国家目标（方针）条款系具有法拘束效果的宪法规范，此一宪法规范规定国家的活动在于，持续尊重与满足此一实质上已付诸明文的任务。即便被奉为司法审查典范的美国，其宪法序言也命里多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曾不止一次嘲弄宪法序言。尽管双层经营体制在1993年修改宪法时才进入文本，但1982年宪法没有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国家领导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是表达宪法改革的建议，无所谓合宪与违宪。

[16] 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但如果雄心过于远大，认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知识论上难免疏漏，逻辑上难免吊诡。就学术偏好而言，高全喜先生自称更偏英美，以示区别于偏向施密特的陈端洪先生。[5]本文要追问的是，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纵横捭阖，在宪法学知识域攻城略地，建造政治宪法学的帝国大厦时，蓝图是否存在疏漏？逻辑是否过于吊诡？一、非常政治还是宪法政治：两块不同的地基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认为，中国今天正面临这类似于19世纪德国魏玛宪法时期德国问题的中国问题。

[28]但宪法序言的弱规范性，从来就没有影响过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序言甚至还发挥了补强判决的功能。（2）广东实行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

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高全喜主讲，2010年5月7日于人民大学）。[19]上述三个事件能证立已经被压缩了意义空间的良性违宪吗？第（1）个事件不违宪，第（2）个事件也不违宪，是因为有关单位违宪之后导致的温柔的抵抗，[20]第（3）个事件违宪，但无法证明违宪的良性特质。

我们能说英国《2005年宪法改革法》违宪吗？[18]值得注意的是良性违宪论的晚近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在宪法文本中也是一个规范。用规范主义的方法进入宪法文本，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字词都要做出类似于裁判文书中的解释。当下中国宪法学耐人寻味的时空错位，自有其生成的机理，指责与谩骂于事无补。而且，良性违宪论者始终无法直面这样的困境：判断违宪良恶的主体是谁？依据是什么？良性违宪论者回到了宪法监督制度。施密特的政治宪法观将非常政治普遍化化之后，主张主权者不受任何世俗的约束，但生活经验让他颇感沮丧，主权的代表着已经堕落，施密特只能寄希望于真正的主权者，即人民。

[23] 王兆国在2004年3月8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即便是讨论，共识似乎也多于分歧。

该规范是对集体所有制经济范围的列举，丝毫看不出禁止承包经营的意蕴。在宪法政治时期，人民推动着宪法改革。

向上，力推中国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既然没有法律禁止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又有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承包经营违宪一说从何而来呢？广东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方案违法而非违宪，晚近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宪法学的研究不面对宪法规范和宪法实践，孜孜以求于各种宪法理论，以宪法学而不是宪法为研究对象。而且，不管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如何皓首穷经，列举出一大摞良性违宪的标准，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他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当时违宪的行为，有没有在随后的宪法修正案中肯定。抱着求全责备的态度，要求主张规范主义进路的学者对所有的宪法条款都给出一个整全体系的解释，显然是强人所难。[32] Karl-Peter Sommermann ,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 Tubringen , 1997 , S.350.转引自陈诚：《论宪法的纲领性条款》，浙江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3页。

[9]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12页。当然，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机制只有良性运作起来，才能深度挖掘宪法规范含义的富矿。

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宪法研究更多地受到了来自欧洲而不是美国经验范畴的支配。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做法是从规范缝隙中成长出来的智慧，与规范的禁地擦肩而过，并未逾越禁区。

但人民如何行善呢？施密特最终皈依了上帝：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不是人民性，而在于人民背后的神性，是世俗化了的神性。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为什么要将基本权利保障排在民主集中制之后呢？如果不是为了政治宪法学成立而采用的削足适履术，至少，也不是忠于文本的原旨主义解释。

[31] 参见林明锵：《论基本国策——以环境基本国策为中心》，载《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月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4页以下。对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形式法学，施密特嗤之以鼻，认为自己从非常政治出发得出的宪法观才是宪法的正解，并由此将非常政治中发育出的宪法观绝对化为普遍政治中的宪法观。但施密特讨论的不是日常政治，而是另辟蹊径，从非常状态入手，挖掘出宪法的本质，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主权问题就是决定非常状态，是施密特反复唠叨的句子。二、中国当下的政治状态是非常政治吗：对中国宪政阶段的判读阿克曼所谓美国的三次转折时期，也即宪法政治时刻，施密特所谓非常政治时期，即魏玛宪法时代，是知识界的公理，无须着墨，在此基础上展开政治宪法学的知识论图景，逻辑上不会断裂。

规范主义的进路对此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可以作为裁判的规范。[4] 参见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早期的良性违宪论者将良性违宪做了笼统的处理，晚近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进一步压塑良性违宪的意义空间，将良性违宪的权力赋予给地方：中央没有必要良性违宪，因为中央的修宪迄今为止没有遭遇任何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某项改革具有正当性，应该先修宪而后变革。在纷纷扰扰的讨论中，本文的写作也就多多少少有了学术赶集味道。

全国人大制定的究竟是法律还是法令？1978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制定的称为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称为法令，仅仅是一个职权的分工，法令依然可以称为某某法。[13] 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